重新认识新加坡
与中国相比，新加坡不过是中国一个县的面积、一个市的人口、一个省的经济总量，这样一个小国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新加坡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它是如何走向成功的，这个问题引人深思。之前写过一篇《全球第一的公司治理是如何炼成的?》，在新加坡几个月的学习让我有了新的认识，也算是访学的一个收获。
一、经济
小时候的教科书形容中国建国后的状况时说“百废待兴”、“一穷二白”，其实用这两个词来形容新加坡更为贴切。1965年新马分家后，李光耀曾形容新加坡是东南亚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能否生存下来都是一个问题。
很多人误以为新加坡没有工业，其实新加坡的崛起恰恰始于工业化之路。建国后开始的工业化，重点是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如在裕廊工业园区开展的钢铁、服装、纺织等工业，70年代进一步发展至技术密集型，如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80年代由于通货膨胀，开始转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如医药、信息技术。90年代政府将工业化发展道路设定为“知识密集型”，如医药、航空工业，21世界工业活动则向创新、创业和研发领域深化。
今天新加坡的产业结构依然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为主体。其实全球主要经济体在20世纪均经历了多轮产业变迁，但无论如何转型，制造业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写到这里，让我想到中国正在海南轰轰烈烈开展的自由贸易港试验，很多人说自贸港不应发展工业，其实恰恰相反，一个地区的繁荣，绝对离不开能够拉动就业、促进产业协同发展的基础工业，海南需要的不是“去工业化”，而是“补工业化”（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陈经纬老师的文章有阐述）。
工业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文一教授说“一个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一旦它放弃了制造业，就可能会完全丧失其技术优势和创新力，无论它的大学排名有多高，无论它有多少诺奖获得者”，这是今天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工业化之路的前车之鉴。
二、政府
“强势政府+自由市场”的组合是新加坡市场经济的特色。市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市场本身也不是完美的，政府的目标绝不是单纯追求一个自由的市场，而应该是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社会。
新加坡市场经济指数在全球遥遥领先。有一个时期全球粮价上涨，民众叫苦连天希望政府控制米价，但新加坡政府明确表态不会采取限价措施，因为限价只会使得供应商不敢采购国际上的大米，扰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发挥作用。
尊重市场不代表政府不需要作为，李光耀说“我们必须确保国民收入适当地重新分配，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中出现的极端后果”，能够感觉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对政府的要求是，政府的工作效率必须跟私人企业同样高；政府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办事能力也必须跟私人企业的专业人员一样强。
新加坡政府有能力深度参与社会经济管控的独特条件之一，是新加坡只有国家一级政府。这与中国的国、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有很大区别，政府投资行为相对理性，不存在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问题，不会引发债务麻烦，也不会出现财政预算超支。
在关乎国计民生的主要产业中，都有新加坡政府的深度参与，重要的行业包括水电、天然气、住房、电信、地铁、航空、航运、公共工程等领域，都是国有控股或国有与私人合作，政府在很多行业的发展中进行各种调控。新加坡的财政供养人员和和供养负担一点都不低，大约每100人中有5名政府雇员，从这几点上来看新加坡属于典型的“大政府”。
中国同样是全球“大政府”模式市场经济的代表。斯蒂格利茨评价中国“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十分稳健”，经济发展到新阶段，中国政府也面临转型的急迫任务，一个原则应该是：从生产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为经济发展做好基础制度、服务支持，能交给市场的都交给市场，履行好“守夜人”角色，并在市场发挥作用不理想的领域进行干预。
三、政治
新加坡政体是议会共和制，全国被划分成多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举产生一名议员组成议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组成政府，政府对议会负责。新加坡只有一个统一的议会，没有上议院、下议院之分。议会中多数党的领袖出任总理，总理在议员中任命政府部长。因此在新加坡要成为执政党，首先必须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要成为政府部长，首先必须被选为议员。
新加坡的民主模式是在英国民主体制上发展起来的，李光耀认为美式总统选举制缺点是民众在总统候选人参选之前没有机会了解他，只能靠电视里的演讲来判断他的能力，美式总统制下难有稳定的政策目标。
新加坡的民主是“非典型民主”，现实的实用主义是人民行动党主要政治理念。它认为西方民主不是最好的组建政府的方式，并不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因此，其模式又与英国议会内阁制有很大区别：新加坡的执政党、议会、政府实际是三位一体的，因为执政党是议会的多数党，政府的部长都是议员，所以政府决定的事在议会很容易通过，不会出现英国议会那样争得面红耳赤的情况。
从建国一直到现在，人民行动党已连续赢得十几届大选，执政长达57年。这种情况在亚洲并不少见，日本的自民党、马来的巫统、印度的国大党都是长期在政坛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新加坡国民的政治热情很低，老百姓不太关心政治选举。
这种情况下，政党必须要解决长期执政而不腐化的问题。人民行动党内部建立了积极主动的纠错机制，开展类似于中国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行动，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严密的组织制度、严格的反贪法律、财产申报制度、干部党员制度、领导层更替程序化，都是这种主动纠错机制的体现。
四、国企
新加坡经济两大支柱或者说特色，一是外资企业，二是政联企业。7000多家外企创造了GDP的一半，政联企业也就是我们称的国企发挥着更大作用，包括三大集团——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政府投资集团、淡马锡控股三大集团，此外还有裕廊集团、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等很多家。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低税率国家，它能保持财政平衡的一个关键，就是以上三大集团的投资收益为财政开支提供资助。在2022年新加坡的预算收入中，经常收入817亿，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NIRC）215亿，NIRC超越公司税、个税、消费税，是新加坡收入的最大来源。NIRC框架包括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政府投资集团和淡马锡控股的预期收益，过去20年的投资收益年化6%。
新加坡的政联企业早期有国家资本主义的色彩，但它们与中国的国企管理模式有根本上的区别。虽然财政部是众多政联企业的大股东，但政府忍住利益诱惑，不派出公务人员参与管理。政府意识到，这些企业要发展好，必须要保证公司治理结构的独立性，同时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营，只有这样它们的效率才能与私营企业相媲美。
这也是李显龙对中国国企的看法：
还有一点与众不同，就是新加坡政联企业会在某个领域发展成熟、私人资本壮大并愿意进入后，选择主动退出。近几十年，已有几十家政联企业私有化，这给中国正在进行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思路。
五、开放
新加坡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海运、航空、商贸和物流中心之一。它是怎样一步步从一个小而美的工业国，升级为全球金融和港口开放中心的呢？
答案就是吸引外资。
新加坡的很多发展政策，都是围绕如何吸引外资来制定的。在很多人看来，资本都是逐利而来，最终的结果就是收割本地资源，扔下一个烂摊子让本地人来接盘。其实除了开放，新加坡没有选择，对此李光耀有一段非常经典的阐述：
“我们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事实上，我们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我们没有立场去烦恼那些理想高远的理论，我们要生活，这就是谋生的一种方法。”
利用外国资本，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善投资环境，让国外资本建立投资的信心。跟中国一样，新加坡政府卷起裤腿直接参与招商，同时建立有利于投资者的劳资环境、规范的法律体系，廉洁高效的政府，总而言之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法治和商业环境。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营商环境报告》中，新加坡排名亚洲第一、全球第二。
王沪宁在《政治的人生》说日本学者提出，当时日本企业界不敢到中国来投资，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中国没有把法制建设放到首位。开放招商是一连串的事情，与基础设施、产业配套、教育水平、人力成本诸多因素相关，当然还有法制建设，以及社会的稳定性，政策的连续性，这也是全球资本在选择去向时的一个考虑，在疫情之后个别全球公司亚太总部从上海搬离值得我们反思。
六、地产
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没有人走的路。
建国之前李光耀就深刻地意识到是住房问题是头等大事，“居者有其屋”政策从1965年就开始实施，也是人民行动党的参选宣言。
住房公平是最大的社会公平，“居者有其屋”计划不仅解决了新加坡人的住房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新加坡的社会公平问题。
新加坡的住宅市场有着独一无二的双市场结构，它是由享受政府津贴的组屋市场和自由交易的私人住宅市场共同组成的。如今总人口的近80%住在政府组屋里，剩余私人住宅的大部分是公寓。共管公寓（condo）和普通公寓（apartment)。
新加坡最大的住房市场开发商是政府。政府还直接参与实体房地产的建设，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和住房供应者。新加坡独立之初就颁布《土地征用法》，赋予了政府强大的征地权（强行征地），使其顺利地消除了贫民窟并妥善安置流离失所的居民。在今天的新加坡，大部分的土地属国有土地，同时私人领域的发展也被积极地推动。政府对组屋的定价不是根据建设成本，而是根据居民的收入来确定，总的原则是让70％的家庭能够买得起三房式的组屋。
强制征地，大规模综合开发，按老百姓的承受力制定房价，真正做到高质量、低成本、低价格，是新加坡“居者有其屋”计划能够成功实施的重要原因。
房地产行业需要政府强力介入，不仅是因为它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而且各个国家包括中国的经验早已证明，因为资本势力的扩张使得这一领域容易产生市场失灵，加剧贫富分化并减少全社会的对实体的投资。房地产连着居民财富（需求）、土地价格（投资），是经济的稳定器，在中国房地产行业暴利已成过去式、部分民营资本正被迫或主动退出的情况下，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给老百姓住上高质量的住房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职责。
七、教育
就像之前文章里写的，新加坡的成功首先归功于教育的成功。
央视有一部介绍新加坡教育制度的纪录片《无声的革命：新加坡教育解读》，总结新加坡教育的核心就是精英教育+因材施教。
精英教育主张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让优质教育资源首先满足资质优良的学生，以使教育的效益最大化。因材施教主张从小根据学生能力，实施分流教育，如果你通过一次次的评估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待在教室里学习”，那么新加坡也将为你提供另外的选择。
所以，新加坡的教育竞争异常残酷，只有（只让）极少数的学生升入高中和大学。学生从小学读到大学要经过四次分流：小学四年级分流一次，根据成绩把学生分成好、中、差三类，分别上不同的班；小学六年级毕业会考，再分流一次，优秀学生进入“特选班”和“快捷班”；到中四或中五时学生参加“剑桥普通水准”（0水准）会考，根据成绩决定是进入初级学院还是大学预科；高中毕业时参加“剑桥高级水准”（a水准）会考，成绩优异者升入大学。
总体上来说这是一个极度内卷化的教育体制，但被分流的学生也是教育的重要部分，新加坡各类特色学校（包括特色小学中学）、职业院校非常丰富，因为新加坡政府认为“一个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被分流也可以成为社会的栋梁。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精英，而这些人是实干型人才，但没关系，我们确实需要他们，这样的社会才算完整”。
精英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学生和家长焦虑、压力过大，近年也采取了废除会考等改革措施，教育部的目标是，帮助学生发现他们的才干，并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潜能和对学习的热情。
八、福利
新加坡老龄化严重，在食阁吃饭经常见到独自喝酒的老人。乘坐出租车或在餐饮吃饭时，也会发现很多老年人在工作。
新加坡坚称自己是个非福利国家，明显的特征是这里没有退休金制度，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线，也没有最低工资标准，新加坡不想陷入西方发达国家“高税收——高福利——高税收”恶性循环。
新加坡福利制度的设计原则是，每个人都要自己养活自己，不要指望政府养活你。新加坡公积金比例相当高，当你老了的时候，你所能用的钱就是你工作时存下的公积金，存得多就用得多，存得少就用得少。如果你年轻时不工作，年老时就没有收入。所以新加坡人常说的话是“没有人欠你的生活”，意思是每个人都要自己养活自己。
根据个人的观察，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疫情期间照顾更多群体的生活，或许还有选举的需要，新加坡也开始出现了李光耀非常不喜欢的重福利社会的趋势。政府每年拿出部分资金分发给民众，使全民受惠，并使低收入者获得更多照顾。对贫困老人和残疾者有援助金；对多子女家庭有托儿所援助金，对困难家庭给予租金、杂费、水电费等回扣，组屋面积越小回扣越多。当然政府具备这种撒钱能力，是因为大多数年份政府有财政结余。
新加坡兼具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功能的公积金制度能持续，是因为80%的新加坡人都是居住在低价组屋，几乎所有年轻人工作几年后就可以使用贷款住进组屋。也就是说，新加坡的居民为组屋建设提供现金流，反过来公积金又让居民享受到购房红利，而且各种用途的支用非常灵便。中国公积金是学习新加坡的产物，但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住房公积金贷款不足两成，利用效率低，很多低收入群体没有享受到公积金红利，对他们来说这甚至成为一种冻结收入的“负担”；另外公积金提取困难，只能获得1.5%利息，远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更抵抗不了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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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邓小平倡导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一样，新加坡也是秉持一种“经济实用主义”哲学。
在回忆录中李光耀曾说道“我是从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出发的：不要顾虑理论。所有令人感兴趣的理论都是有趣的，但它对新加坡是否有效？它对其他国家有效吗？仔细研究后，试试看，如果无效就尝试另一种制度，这是我们取得进步的方式。”
依据发展阶段和国情，不盲从理论，选择一条最适合的路，这是新加坡成功的经验，却并非可以简单效仿的最佳实践，中国的问题要比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中国经济能否必须要接受经济换档的命运？
个人认为没有必然性。
李录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史无前例的超级经济奇迹，一个解释是由于“自由市场经济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以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密切合作”。从经济增长理论来说，在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实物资本、技术、制度五大增长要素中，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劳动力数量红利已然成为过去式，在科学技术时代实物资本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困境，技术和人力资本（工程师红利）是中国的重要增长动力，却面临全球地缘政治的威胁，且需要长时间的艰难积累，也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优势条件。这些增长因素累加起来，或许能够对冲掉一些挑战，但不足以带动中国经济再次腾飞。
相对于发达经济体，中国真正独特的、最能快速释放增长动能的是制度改革，以及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中低速增长再次走向中高速增长，需要从上到下解放思想，破除桎梏，向改革要动力，在土地、户籍、教育、分配等诸多关键领域都有很多的改革空间。政府与政府的关系方面，我们也离李录说的“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向以政府为辅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还有很长一段路。
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远没有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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